中德文化差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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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走向一种形象学 ——“异”的解释学研究 迄今为止，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在德国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普遍传播。但德国汉学史研究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德国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接受并非根据其自身的价值来判定取舍，而是完全根据德国自己的需要。同样，本书所要考察的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是德国人自身的设想和构造，中国的历史演变与文化流变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谓微乎其微。 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德国思想史的一种想象性结晶，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十五世纪后，西方人开始迈出基督教教规的重重钳制，在文艺复兴的大潮中，将目光从西方投向了东方，也正是此时，中德文化互动开始萌芽，旅行家、商贾成为沟通中德文化的桥梁，中国“异国情调”的形象在德国人心中渐渐清晰。到了十七世纪，随着宗教改革运动渐占上风，救世思想泛滥一时，德国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广泛活动，他们开创了中德文化关系的新篇章，也揭开了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史的真正序幕，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异国”，更是一个“异教国”，他们所塑造出的中国形象都充满了圣经情调和救世观念。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到来，“理性”哲学的全面胜利，同样渗透到了中德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无论在德国的哲学、社会学、文学，还是艺术作品中，学者们的思索都更加清晰，将中国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对中国的认识已由救世论转向了文化认识，许多大思想家开始持有一种较积极的中国观，认为中国和德国不分轩轾，但仍将中国视为“异国”；在文学方面，席勒席勒和歌德歌德慢慢把中国看作一种“隐喻”镶嵌到作品中。此时的德国，并存着“异国”和“隐喻”两种中国形象。到了十九世纪，德国思想开始大总结、大发展和大分化，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臻于完善和全面，从不平等的“他物”——“异国”和“隐喻”，慢慢转变成一个可以与之进行对话的“他者”，最后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成为一个“大写的他者”，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被广泛地采用和学习，并被学者们当作一种标准，用来批判西方。在二十世纪，“多元化”成为德国思想史舞台上的关键词，然而，在这种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