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的深秋,上海的风早失了江南的缠绵,淬了冰似的,专往人骨头缝里钻。 外滩的法国梧桐抖落最后几片残叶,黄包车碾过柏油路面,咔嚓咔嚓的脆响,像极了骨头碎裂的声音。 乱世里,人命原就比落叶还贱。 炮声从大场方向滚过来,一声紧似一声,闷雷似的压在人心头。有人说那是老天爷推着石磨在磨人命,也有人说得直白:是日本人的重炮,一炮就能轰塌半条弄堂。 十一月十一日,国军撤了的消息比风还快,一夜之间刮遍租界内外。连弄堂口补鞋的老汉都知道,日本人要进城了。 可百乐门的门还开着。 灯火亮得刺眼,简直是把“醉生梦死”四个字钉在了上海滩的夜幕上。三层西式洋楼的钢塔霓虹闪烁,一里地外都能看见那片靡丽的光。爵士乐从门缝里挤出来,小号手吹得腮帮子鼓成□□,钢琴键翻飞如蝶,金嗓子周璇的唱片在留声机里转得缠绵: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唱得人骨头都酥了,仿佛明天永远不会来。 舞池里的人却没这份闲心。男人的眼睛总往窗外瞟,瞟着外滩方向有没有火光;女人的手在男人肩上发着抖,涂着蔻丹的指甲掐进呢子大衣,掐出一道一道白印子。那些晃动的影子,像没头的苍蝇,又像纸扎的童男童女,被风刮得东倒西歪,偏就是不肯倒下——这上海滩的人,哪怕慌得魂飞魄散,也要撑着最后一点体面。 沈疏夜靠在卡座里,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半杯威士忌。 西装是汇丰银行对面裁缝铺的英国呢料,花了三十块大洋——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够寻常人家活小半年。领带松垮垮挂着,暗红色花纹被酒气熏得发暗,裁缝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复古纹样,他却越看越像干涸的血迹。 他眯着眼扫过舞池,嘴角叼着的烟燃着,烟雾从鼻孔里漫出来,在彩灯下转了个圈,轻飘飘散了。 三百年了。 他见多了城池陷落。 扬州十日,他躲在城隍庙的屋檐下,挨了七刀,血流干了又硬生生长出来,疼得他恨不得把自己掐死。趴在屋檐上往下看,尸体漂满瘦西湖,红的血、白的肉、黑的头发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