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后汉书》史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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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对于自己所作的史论，十分自信。

他自我评价说：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

班氏最有高名，即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

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

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

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

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

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

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

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他还认为：“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

[1]一个史家，如此坦率而又如此自誉来评论本人的史记，在中国史学上实属罕见。

范晔这里提到的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范晔在史学上明确地提出了“著述及评论”

这样的概念，把“著述”

与“评论”

并列地提出来，这是第一次，显示出他对于“评论”

的重视。

二是作为皇朝史来说，《汉书》在当时“最有高名”

，影响甚大，范晔著史撰论，都以其为参照，为“比方”

。

三是贾谊的《过秦论》是范晔心目中史论的典范，故以其自况。

近年来，关于范晔史论的研究，屡有论文面世[2]，读后颇多启发。

本文所论，或有异同，祈望读者和同好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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